2019年长篇小说：人物·思想·城市

让文艺成为一种生活

2019年长篇小说：

人物·思想·城市

□贺绍俊

2019年对长篇小说而言是很重要的年份，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就在这一年评选，最终评出了《人世间》等5部作品。为了参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出版社攒足了劲赶在这一年的前夕把他们所认为的好作品推出来。按说，这一年也就只会是长篇小说的小年了。然而到了年底一回望，竟然惊喜地发现，我们在长篇小说园地里的收获不菲。我想，这不应该是意外的收获吧，它或许说明作家们的创作心态越来越成熟和沉稳，外在的干扰已经敌不过文学内在品质的自然生长。

人 物

成熟和沉稳，不仅可以用来描述作家的创作心态，而且也可以描述作家对长篇小说这一文体的理解和把握。传统的长篇小说强调塑造人物的重要性，这似乎应该是长篇小说的一条铁律。经典作品无不是给我们留下了文学典型人物形象。我们对当代长篇小说不满的原因之一也是作家不再把精力放在塑造人物上。但是2019年的长篇小说留下了不少具有独特性的人物形象。

阿来的《云中记》是这一年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小说以特别的构思来缅怀10年前在汶川大地震中失去的生命，而小说的主题正是依靠一个特殊的人物形象来完成的，这就是小说主人公阿巴。阿巴是云中村的祭师，他代表了传统信仰，但他同时又被政府选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意味着他要把传统信仰与现代文明连通起来。阿巴是一个对生命充满着爱怜的人物，在阿巴的心目中，人与大自然是相依为命的，因此，生与死不仅关乎人类，也关乎大地和自然。人类的生死是与自然的生死相沟通的，人的情感也会移植到自然草木的情感上去。面对大自然，阿巴的灵魂开窍了，生态文明在他的身上刻下了深深的印记。阿巴既吃过人类文明不尊重自然的苦头，他也被现代文明激活，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会在大地灾难面前滋生出一种对整个生命体系的“哀怜之情”，这是一种面向未来的生态之情，阿巴可以说是一个由生态意识凝聚而成的文学形象。

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是这一年长篇小说又一个重要收获。这是一部具有极其强大冲击力的作品，它的冲击力来自于主人公郁漱石。这是邓一光精心塑造的一个人物，是一个拒绝战争却又敢于直面战争的悲剧式英雄人物，在当代文学的战争小说系列里，这完全是一个崭新的文学典型。郁漱石内心具有强大的和平主义情结，他看透了战争的本质，但在炮火连天的时刻，他不得不参与香港保卫战，他成为了日军的战俘，在战俘营里，他更像一名顽强的战士，同时又是一个匍匐在污泥中的和平天使。

黄孝阳是一位痴迷于以现代理念来结构小说的作家，过去并不看重人物形象在小说叙述中的作用，但在《人间值得》中，他也把塑造人物作为小说的第一要素来对待了。他塑造了一个恶人张三，这个人物贪婪、龌龊、堕落、冷血，但他又是一个有着自我认知焦虑的恶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恶来自哪里，他是从社会经验中得到了“朴素真理”，但这些朴素真理在他身上却拓展出恶。黄孝阳在小说中说这是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事实上，通过这个恶人的塑造，黄孝阳坚定地贯彻了自己的思想意图，他要将形而下的恶推演至形而上的自由状态。

麦家发挥他对密码符号钻研透彻的优势，在《人生海海》中塑造了一个具有高度神秘性的上校形象。上校的身体成为一种秘密，封存了历史的复杂多变，他以一种不变应万变的方式应对人生的坎坷，只求好好活下去。

在2019年长篇小说的人物序列中，我还发现有一组正面英模人物形象特别抢眼。如反映现实生活的《战国红》中的杏儿、《经山海》中的吴小蒿、《海边春秋》中的刘书雷，反映革命历史和革命战争的《新世界》中的侯春生、《穿插》中的凌云峰，等等。这几部作品都可以称之为主旋律文学，如前三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都是以扶贫工作为主题的，后一部则是反映革命历史斗争的。主流文学一直倡导写好主旋律作品，希望主旋律作品不仅思想性有保证，而且还要做到可读性强，有文学性。但主旋律作品却是因为其思想主题的明确规定性，要在文学性上有所建树显得比较有难度，正面人物形象塑造的概念化和模式化更是主旋律作品的一大瓶颈。因此，当我在2019年的长篇小说中看到这么多生动感人的正面英模人物形象时，就觉得这真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创作现象，它在如何塑造正面人物形象方面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如滕贞甫在《战国红》这部写扶贫工作的作品中并不是重点塑造一名扶贫干部，而是塑造了一位贫困乡村里的年轻女孩杏儿。年轻美丽的杏儿心地善良，冰清玉洁，更重要的是，她还会写诗。她的诗都是从心底流出来的，也是她表达真情的一种方式。这个人物的象征意蕴也非常明显，她就像是埋在乡村的一枚战国红玛瑙，因为扶贫干部的到来，她的价值也显现出来了。

赵德发则是从成长的角度塑造一位基层干部的形象。《经山海》中的吴小蒿是一位农家女子，在城市读了大学又回到乡镇工作，正是乡村的脱贫和新农村建设工作，让她一步步从“小我”的世界里走出来，自觉担当起地方文化建设的重任，在申遗、丹墟考古、办祭海节、建渔业博物馆等一桩桩实际工作中找到了自我的定位。这一形象在当代青年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杨少衡的《新世界》讲述的是共和国成立之初发生在闽南一带的反特剿匪故事，小说主人公侯春生无疑是一个革命者形象，他忠于革命事业，在斗争中勇敢坚定，同时他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这使他常常对敌特分子的伪装和狡诈估计不足，对人性的复杂和多变也缺乏认识。但作者并不是将这些纯粹当成是英雄人物的缺点来写。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缺点”从根本上说体现出侯春生对新中国这一他心目中的“新世界”的美好想象。他觉得这个新世界就是要让人人都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他怀着这样的愿望去对待每一个人。尽管他因为善良而在复杂的斗争中有所失误，甚至在关键时刻他牺牲在连文正的枪下，但他的伟大人格和美好人性也终于让连文正没有彻底泯灭人性之善。过去我们的主旋律作品在塑造英雄人物时，一度将人物写成完美无缺的英雄，使英雄人物既不真实也不亲切。后来就给英雄人物加上一些缺点和毛病，这似乎成为写英雄的一条基本规律。但这样的写法往往不是对人物的整体把握，优点和缺点只是在一个人物身上的简单相加拼接。杨少衡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对侯春生这一人物的塑造是有创新之处的。

徐贵祥在《穿插》中塑造的凌云峰是一位战争年代造就的英雄，但这位英雄的身份和经历又特别的扑朔迷离，这种扑朔迷离传达出作者对于历史和英雄精神的重新审视和理解，在他看来，英雄精神应该是一种能够超越具体历史约束而属于全人类的共同精神。

思 想

2019年的长篇小说对于世界的描述同样是多方位的，呈现出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学世界，而照亮这个文学世界的则是作家新颖而深邃的思想。

在谈到新颖而深邃的思想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我在阅读这部80万字巨大篇幅的作品时，始终被一股强大的思想光芒所笼罩。我以为这是一股可以打开不同文化差异之门的思想光芒，是一部可以与世界各民族的战争小说进行对话的中国文学作品。思想光芒来自作者宏阔的胸襟，他将香港保卫战以及中国抗日战争视为二次世界大战因果链中的环环相扣的存在。思想光芒也来自作者对战争本质的反思，他从和平思维的角度去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其思考的深度和视域在中国当代战争小说中都是非常稀有的。他通过刻画人物内心的恐惧来提醒人们一定不要忽视战争对于人类文明的破坏性。

生态意识对作家创作思维的影响不可忽视。比如阿来在《云中记》中就表现出相当清醒的生态意识。阿来就像一位博物学家，在小说中细致生动地描述阿巴眼前各种各样的树木花草、禽鸟虫兽，不仅写到它们的一动一静，而且还写到它们的习性和功用。阿来的文字让我联想起梭罗的《瓦尔登湖》和怀特的《塞耳彭自然史》，这两部作品被认为是生态文学自然书写的楷模。阿来就像梭罗和怀特一样，在书写自然时完全将自己的身心融入其间。但阿来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要比梭罗更全面，体现出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高度。因此，他不仅对现代文明保持着批判的姿态，而且也对现代文明的更新和发展充满了期待。

陈应松的《森林沉默》同样是一部高扬生态意识的作品。小说所描写的对象是神农架的动物、植物和风情文化，陈应松对森林倾注了极大的感情，全篇几乎六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关于森林风景的书写，森林的呼吸以及森林的喜怒哀乐都通过陈应松的文字传递了出来。小说的批判意识非常鲜明，但陈应松似乎也意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因为提倡生态理念而能得到完美的调整，森林太神秘，森林又是沉默的，人类还需要怀着虔诚和敬畏之心去面对森林和大自然。生态文学是一个比较时髦的概念，但现在有些生态文学只能算是伪生态文学，并非在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放低人类的姿态，或干脆对人类批判一通就生态了。生态文学同样不能迷失人的主体性。生态文学应该是将生态主义与人本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文学，是将人道主义推进到更高层次的文学。《云中记》和《森林沉默》就是这样的作品。

二湘是近些年引人注目的海外华裔作家新人，她的《暗涌》是一部具有全球化语境的小说，作者以一双超广角的眼睛，将发生在不同世界的现实——无论是喀布尔的人肉炸弹，还是深圳大厦内的P2P风暴——置于同一个平面上。她的叙述带有清新的大洋彼岸的现代气息，而从笔端流出的文字又浸透了东方文化的意蕴。这也是一部关于心灵和爱的小说，作者心有戚戚地书写到恐惧经历如何让主人公的内心变得漆黑一团，但她赋予那些美好的人一个坚定的信念：有爱就有光。

有些思想发现往往是作者不经意间获得的，如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小说写了两个农村女孩进城后的命运变化，也许从故事层面来说并没有超越类似题材小说的地方，但作者通过对两个女孩的身体写作揭示出女性身体的另一面，即女性身体不仅存在作为性别的身体，还存在作为劳动工具的身体。小说中的罗锦衣是在牺牲自己作为性别的身体，而甄宝珠则是在牺牲自己作为劳动工具的身体。在我的印象中，女性主义非常关注女性作为性别的身体，但偏偏忽略了女性作为劳动工具的身体。

盛可以的《息壤》通过三代女性的生育史书写了女性的身体反抗和无奈，息壤是传说中一种可以自动生长的土壤，盛可以大概是以此暗喻女性的子宫，并慨叹什么时候它才会真正成为女人的“息壤”。

我之所以把梁晓阳的《出塞书》放在“思想”这一节来评述，是因为作者在文体上的思考之剧烈。这是作者十来年间往来于新疆和广西两地的真实记录，他将非虚构和真情实感带入小说叙述中，获得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文本。

梁鸿的《四象》似乎是要尝试以思想逻辑的方式来架构小说世界，她将“四象”这一古人的形而上理念转化为小说的四个人物和春夏秋冬的时间序列，自我的体验和意识流弥散在叙述之中。

徐皓峰的《大地双心》则是另一种特异之感，这或许与作者的电影导演身份有关，小说有很强的画面感，叙述的流畅度仿佛来自一位导演对镜头自如地掌控，小说将新旧交替时代下人物的多面性描写得特别充分。

城 市

自中国现代文学以来，乡村叙述在小说领域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但这种状况开始发生了改变，城市逐渐成为了小说最显著的空间。在现代化和都市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城市正在上演一出又一出时代大剧，我们也有理由期待在城市这个空间里孕育出更多有分量的作品。从2019年的小说中也能看出这种变化趋势的端倪。

但是让我感到惊喜的并不是仅仅因为城市成为小说的主角，而是因为这些小说多半都是在揭露人性的秘密上做文章。作者们发现，在城市这个深邃而又隐秘的空间里，人性的复杂性得到了更充分的表现。如果说以往的乡土小说主要是在伦理上做文章，那么现在的城市小说则主要是在人性上做文章。

陈希我在《心！》中写了一种罕见的“心碎综合征”，作者通过众多人对主人公林修身的描述，试图要揭示出人心是如何碎的，身与心是如何分离的。

格非的《月落荒寺》是一部直击中年人生存困境和情感迷乱的小说。小说以某大学老师林宜生事业上的成功和婚姻、家庭上的失败为主线，串连起一群生活在城市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生存与精神仿佛总是处于分离状态，弥漫着一种虚无感。这种虚无感非常准确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庸俗的日常生活与精神本质之间的强烈错位。

在城市书写中，知识分子无意间成为了主角。如张柠在《三城记》中以一个“80后”知识分子作为主角，作者通过他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座最代表中国现代化的城市里的精神历程，得出一个比较沉重的结论：中国的都市人在心性上跟末世农民并无不同，我们尚无真正现代意义的“城市”。

孙颙的《风眼》写了从事出版职业的知识分子。小说讲述上海一家大型出版社在改革开放来临之际，因“市场经济常识丛书”的出版而遭遇的风波，出版人处在“风眼”口，他们的坚守和应对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在特定年代的思想风貌。

城市小说无疑将日益占据更多的舞台，这不仅因为城市在现实中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还因为作家们的体验越来越依重于城市生活。付秀莹是一位写乡村非常出色的作家，但她并没有完全沿着《陌上》这一乡村小径走下去，她的《他乡》非常真实地表达了她在城市生活的体验，将城市作为一个乡下女子自我奋斗的场所，书写了现代女性在城市的精神历练。这也是一部充满女性意识的小说，所谓他乡其实更是一种性别的存在，觉悟后的中国女性意识应该怎样去破解现实与精神的困境，这是小说主人公的难题，也是今天中国城市女性无法绕开的难题。

擅长写乡村和矿井的刘庆邦自然而然地更关注城市中的乡土印记，比如他在《家长》中所写的主人公王国慧就是一个因为政策的改变而由乡下人转变为城里人，在王国慧家庭里所展开的各种矛盾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城市的现实，也反映了城乡文化的冲突。

池莉和张欣的文学风格都是被她们各自生活的城市武汉和广州所塑造的，她们也是城市小说执著的开垦者，一直围绕一座城市进行城市小说的写作。池莉的《大树小虫》通过一个“富二代”与一个“官二代”的联姻以及生二胎的故事，将家族叙述引入到城市小说中。张欣的《千万与春住》写了一对相伴成长的姐妹，她们一个出身权贵之家，一个则是家道中落，却各有难言之隐，惟有相互取暖共克时艰。小说不仅写尽南国繁华，也充分映射出时代变幻之诡秘。

薛燕平同样是一位坚持写城市的作家，但她写的是城市的历史，写北京逐渐消失的胡同文化和市民生活。她在《宽街》中塑造了一个平凡普通的母亲形象素花，带给人们一种温润的京城记忆。

吕铮的《无所遁形》关注了城市的另一面，即与城市发展相伴而生的欺诈、盗劫、凶杀等罪恶行为。这部小说以大数据天网追踪为主题，讲述了警察与罪犯斗智斗勇的故事，尽管广布“鹰眼”，遍架天网，仍然会有监控盲点，于是城市成为了科技与人心相对抗的空间，人民警察的职责则体现在要让一切隐藏的罪恶无所遁形。

程青的《湖边》也是与犯罪有关的，这是一个杀妻骗保的故事，案情并不复杂，但案件带给众涉事人的心灵震荡和人性变异，才是小说重点要表达的内容。

方方的《是无等等》写的是房地产大骗局的故事，方方发挥自己会讲故事的优势，将这个故事讲得风生水起，同时也依旧保持着她揭露社会问题的犀利和深刻。本来大骗局会被一桩杀人冤案掩饰过去，但一位弱者的愤愤不平又将骗局的真相一点点撕开。结局更耐人寻味，警察破案了，即将实施抓捕行动，但这时才发现，这些诈骗犯们早已陆续移居国外了。可以预料，犯罪和打击犯罪将是城市小说中的重要元素，但对于作家而言，固然是要使一切罪恶无所遁形，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要使人性的隐蔽黑暗无所遁形。

尽管蒋韵的《你好，安娜》中人物所活动的空间主要是在城市，但我知道将其放在城市小说这个范畴里还是非常勉强的。蒋韵是一个始终追求精神性的作家，她的大部分小说可以称为精神小说，倒是执著于对人性和人心的探寻这一点，《你好，安娜》与城市小说的写作趋势不谋而合。这部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写几个年轻人相互纠缠的青春岁月和爱恋，而在各自的内心埋下隐隐的嫌隙，也使主人公一生背负着深深的愧疚而寻求自我救赎。它关乎承诺，也关乎救赎，是一种让人的精神获得净化和洗礼的叙述。

以蒋韵的小说作为这篇年度评述的结尾，也包含着我对小说的一种期待，期待丰富小说的精神内涵成为作家们在写作中最首要的目标。

本文发表于《文艺报》2020年1月13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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